每到品尝桃子的时节，申城市民除了青睐南汇水蜜桃，对无锡水蜜桃、奉化水蜜桃也爱不释手。最近，市民们甚至可以品尝到土生土长的可用吸管吸的玉露桃。品桃，与其说是品那独特的风味，更是怀有一种化解不开的情结——从前，上海水蜜桃曾以“桃中上品”姿态标新立异，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口福，并开枝散叶……
“桃中上品”初亮相
桃子原产于中国，华北、华东、西北地区种植较多，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，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即有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之语；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，对桃子的性状、繁殖、栽培均作了详细介绍；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桃性早花，易植而子繁，故字从木兆。”然而，在明代以前常见的皆为硬肉桃。
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县城，曾在沪开辟农庄，悉心从事农业研究。据说，其子徐龙兴继承父志，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吴淞江边种植从北方引来的多种桃子，他经过反复摸索，在1600年前后采用嫁接法破天荒地培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桃子，因为它汁水多、甜似蜜，遂得名上海水蜜桃。
上海水蜜桃一问世，便驰誉遐迩。不久，顾氏的露香园（遗址位于今黄浦区露香园路一带）引种了不少，它成为该园名物之一。这里栽培的上海水蜜桃，每只重近三两，长在树枝时，“每过一雷雨，辄有红晕”，也称“雷震红”，因而徐康的《前尘梦影录》说：“顾氏筑露香园，觅异种水蜜桃，种之成林。”1621年，王象晋编写的《群芳谱》赞叹：“水蜜桃，独上海有之，而顾尚宝西园（按：即露香园)所出尤佳，其味亚于生荔枝。”待到采摘之际，士绅们皆以尝到露香园的上海水蜜桃为乐事。张鸣鹤的《谷水旧闻》谈到：昔有中丞某氏，偶尝露香园之桃称绝，屡屡向上海县索取；县官为了巴结，年年送去，其幼子常不洗便入口，最后竟患虫疾；而胥吏在桃熟时曾以官票封园，抬高价格出售，一个桃子需百钱。由此可见，从明代天启年间开始，上海水蜜桃的种植已经初成气候。
入清，顾氏家族衰落，露香园慢慢荒废，龙湫旧隐的《上海竹枝词》云：“露香园址太荒凉，胜地却为演武场。留得一泓池水在，空教池客吊残阳。”但是，上海水蜜桃佳种并未失传，《松江府志》仍称它“如以绛纱裹甘露”“为桃中上品”；而且，当地桃子品种更加丰富，还出现了“黄桃”“墨桃”“绛桃”“鹰嘴桃”“五月桃”“半斤桃”等。
至乾隆后期，上海水蜜桃主要产于黄泥墙（遗址位于今黄浦区学前街一带）、李氏吾园（遗址位于今黄浦区吾园街一带)。在嘉庆年间，褚华编写的《水蜜桃谱》记载：“今桃之最佳者，产黄泥墙、李氏吾园。”秦荣光的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云：“水蜜桃推雷震红，闻雷见一晕红浓。露香园种今难觅，都向黄泥墙掷铜。”从前的黄泥墙（后来曾改建为“蓬莱市场”），有卫姓桃园一座，栽培桃树三百余株，桃熟之际果实累累，远近争购；而昔日的吾园（后来相继改建为龙门书院、居民住宅区），“得露香园桃种”，桃树也多达数百株，夏季枝头芬芳四溢，格外诱人。所以，当年在这两个地方品茗、尝桃、会友，曾成为申城的一种时尚。
“一脉相承”品系多
上海水蜜桃皮薄浆甘、肉质细腻、入口即化，很快著称于世。
《上海县志》记载：“光绪初年，浙江奉化从黄泥墙引种水蜜桃，自行繁殖推广，名为奉化玉露桃。”后来，“无锡引种奉化桃，名为红花水蜜桃”。至于外地引种上海水蜜桃的细节，郑逸梅在《艺海一勺》中曾这样叙述：客居申城的奉化人黄岳渊很爱吃上海水蜜桃，便从黄泥墙买了一株桃树，栽种于自己供职的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棉花店后天井；不久，一位奉化农场主将它移植到当地，经过精心管理，结出了硕果。由此可见，大名鼎鼎的无锡水蜜桃、奉化水蜜桃，在品系上都与上海水蜜桃一脉相承。
申城名桃由于品质优异，不仅被江浙地区引种，还传到了海外。据美国出版的《果树育种进展》提及：十九世纪中期，一位植物学家将上海水蜜桃引入美国，于1870年育成著名的“爱保太”黄桃，现在当地不少桃子品种都是它的“后代”。日本岗山的白肉桃品种是江户时代引入上海水蜜桃育成的；日本的“金桃”则由上海水蜜桃与其他桃种杂交而成。日本学者菊池秋雄作过考证，认为当年美国和日本引进的是上海水蜜桃中的“白芒”品种，其果肉呈黄色，具有黄桃基因。这足以证明，上海水蜜桃很早就在国际上受到珍视。
如今，上海水蜜桃的“子孙”落户各地，开花结果，飘逸芬芳，这也是申城的一种自豪。
“瑶池鲜味”移城外
上海开埠后，随着城区人口日益密集、地价持续上升，上海水蜜桃的产区逐渐移至城外小木桥（今徐汇区小木桥路一带），接着又主要集中于龙华一带。明代黄援曾的《游龙华寺》诗曾盛赞龙华桃花“堪称一景”，这表明那里早就有许多桃树。
晚清，龙湫旧隐的《沪南竹枝词》云：“瑶池鲜味胜醇醪，异品争推水蜜桃。可惜铁沙经割隶，不曾考古说高品。”王韬的《瀛壖杂志》则叙述：“桃实，为吴乡佳果，其名目不一，而犹以沪中水蜜桃为天下冠，相传系顾氏露香园遗种”；龙华一带“皆种桃为业，一望霞明，如游武陵源里”。那时，因为上海水蜜桃盛产于龙华一带，通常也被叫作“龙华水蜜桃”。清末民初，龙华一带桃树种植面积近千亩，有陆永茂花园、瓜豆园、惠家花园、冯氏山庄、龙华园、顾家花园、宝记花园、奚兰卿花园、许家花园、周家花园等桃园；不少农家也种桃二三亩，果实成熟时那里买卖成市。但“龙华水蜜桃”的生长期较长、管理上要求高，产量难以很快大幅度提升，1932年出版的《中国实业志》记载：“上海县产桃一千五百担。”
抗战前夕，龙华的桃行仍有八家之多，分别为松记鲜桃土产出品所、裕兴桃行、泰昌龙华水蜜桃经理处、悦顺桃行、顺兴桃行、顺兴分行、协记桃行和信泰桃行。采摘旺季来临，果农往往把桃子装入竹篓，每担挑二十篓，送进桃行估价记账；到此批销的商贩络绎不绝，有的走水路由船载，有的从陆路用车运。1936年出版的《上海研究资料》谈及：“植桃区域已移至龙华以南，所以街头巷尾，只听得小贩喊‘龙华水蜜桃’的叫卖声了。”那时，曾有报纸披露：由于“龙华水蜜桃”热销，一些不良商贩为了牟利，竟从外地批一般桃子来鱼目混珠。当年，上海的法华镇（今长宁区法华镇路一带）仍基本保持古镇风貌，夏天街上也有卖桃的小贩；然而，那贯穿东西的法华浜已淤塞不堪，蚊子多得出名。所以申城民谣中有“龙华的桃子，法华的蚊子”之语（意为这里的蚊子像龙华的桃子一样出名）。
“龙华桃花”别样红
从前，桃花盛开时，正逢龙华庙会和踏青郊游之期，这使“龙华桃花”名声大噪。1874年7月14日，《申报》发表的《沪南竹枝词》云：“遥指崚嶒塔影斜，踏青一路到龙华。碧桃满树刚三日，不为烧香为看花。”朱文炳的《海上竹枝词》亦云：“年年三月去龙华，大好春光赛车马。买得碧桃车畔插，却将人面映桃花。”1935年，“金嗓子”周璇演唱的《龙华的桃花》灌制唱片，在上海电台播放：“上海没有花，大家到龙华，龙华的桃花也涨了价。你也买桃花，他也买桃花，龙华的桃花也搬了家。路不平，风又大，命薄的桃花断送在车轮下。古瓷瓶，红木架，幸运的桃花都藏在阔人家。上海没有花，大家到龙华，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……”这首民歌曾风靡申城，以致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相隔半个多世纪后写的《上海童年》仍说：“那时上海滩上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……大概是受了周璇《龙华的桃花》的影响，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，1987年重返上海，游龙华时，特别注意了一下，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。”
当年，鲁迅曾在《给颜黎民的信》中谈到：“至于看桃花的名所，是龙华，也有屠场，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，所以我是不去的。”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被屠杀，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片土地。1937年4月，诗人艾青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写下的《春》诗云：“春天了，龙华的桃花开了。在那些夜间开了。在那些血斑星星的夜间。那些夜是没有星光的，那些夜是刮着风的，那些夜听着寡妇的咽泣……”
“露香遗种”今犹存
在长期栽培过程中，上海水蜜桃的品种不断衍化，除了“白芒”外，还有“红芒”“鹅毛管印”“簪簪红”等。民国前期，上海水蜜桃还可适时应市，有的高龄老人至今清晰记得：它作为“露香园遗种”，成熟时只要用手轻轻一搓，插入麦管用力吸一会儿，便只剩果皮和核儿，而嘴里喝过几口白开水后仍有一股甜味。这诚若姚春熙的《茸城竹枝词》所云：“一吸琼浆知水蜜，筠篮先问露香园。”上海水蜜桃的产区，后来又从龙华一带向西南的长桥、华泾和莘庄等处延伸；桃园为增加收入，也开始种植蟠桃。蟠桃果形扁圆，滋味接近水蜜桃，易于栽培，产量较高，加上在民间传说中素有“仙桃”之称，种植迅速扩大，几乎占近半面积，于是“龙华蟠桃”作为一种新的地方特产悄然崛起，并形成了“白芒”“撒花红”等优良品种。1929年出版的《龙华桃》谈及，“龙华蟠桃”最高价曾达每斤1银元。
抗战期间，龙华一带的桃林多为日军炮火所毁。嗣后，仅沪郊莘庄等处尚存少量桃树，已形不成产量，致使上海水蜜桃突然销声匿迹。同时，无锡水蜜桃和奉化水蜜桃却声名鹊起，取而代之。解放初期，《解放日报》曾发表文章指出：“在华泾、莘庄还有少量桃树，群众都反映水蜜桃品质很好”，应“防止龙华水蜜桃失传，恢复水蜜桃生产”。于是，沪郊莘庄一位有经验果农从华泾截取龙华水蜜桃老树枝条，成功嫁接于当地陆昌庙桃园，所产水蜜桃色美味佳，市面上称为“陆昌桃”；相关专业研究机构作出的《科学技术成果鉴定》认为：“陆昌桃即为当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龙华水蜜桃……证据充足，结论可靠，为恢复上海名特产龙华水蜜桃生产提供了依据。”
浦东周浦过去有奚家桃园、顾家桃园、贾家桃园、汪家桃园、姚家桃园，当地也一直保存着上海水蜜桃原种。经过几代农业科技人员不懈努力，如今南汇已跃为江南水蜜桃栽培面积最广、分布最集中、产量最大的区域之一，成了沪郊新的“桃花源”；而南汇水蜜桃由于带着“露香园遗种”基因，品种多、口感好，令人观之悦目，食之赏心。
